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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監禁減刑問題的探討

日期: 2018-12-03 來源: 婁底市人民檢察院    作者: 肖琳 劉書劍

  摘要:在如今的反腐熱潮當中,公眾對貪賄罪犯關注度越來越高。而《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設的貪賄受賄犯罪之死緩犯終身監禁制度的出臺引發學界很多討論,終身監禁的減刑問題的適用也存在很多爭議,因此研究探討該問題是必要的。從立法目的和效果而言,現階段“重大立功”的規定不能適用于死緩犯死緩考驗期內;從刑法典中有關終身監禁的規定來看,重大立功的規定也不能適用于判處終身監禁的死緩犯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的期間。

  關鍵詞:終身監禁 重大立功 貪污受賄犯罪 死刑緩期執行

  經《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后的《刑法》第383條規定: 因貪污數額特別巨大,并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這一規定也適用于受賄罪。概言之,《刑法》第383 條對貪污罪與受賄罪規定了終身監禁。由于立法倉促,該修正案頒布后,不少學者對這一立法規定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當性提出了質疑。[1]但是既然立法已規定了終身監禁制度,學界作過多的苛責于事無補,而應該對它作出合理的解釋,并推動該制度得到嚴格執行。隨著終身監禁刑的司法化,如何理解和嚴格執行這一制度,成為當前學界研究的重點。雖然司法機關已經從“白恩培案”開始適用終身監禁[1],但對于終身監禁減刑問題仍存在諸多爭議,需要進一步展開討論。

  一、被判終身監禁的貪賄罪犯,在死緩考驗期內減刑問題之爭

  終身監禁減刑問題的適用在學界有諸多爭議,首先面對的問題便是被判終身監禁的貪賄罪犯在死緩考驗期內是否可以減刑的問題。

  • 學界爭議
對此問題,刑法學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以趙秉志教授為代表的否定說。否定說學者認為既然已經被宣告終身監禁,就不可能減為25年有期徒刑,主張對于被判定終身監禁的特重大貪污受賄犯罪死緩犯,即使其在死緩考驗期內有重大立功的表現,也不得適用減刑的規定,而要予以終身監禁。并且在《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過程中,就有意見認為,對于死緩犯終身監禁的犯罪分子,即便在死緩考驗期間有重大立功表現,也不能依據《刑法》第50條的規定在死緩考驗期滿減為25年有期徒刑,而是必須予以絕對的終身監禁。最高人民法院在“兩高”《解釋》新聞發布會上也明確指出,對于死緩犯的終身監禁適用,在一、二審做出死緩裁判的同時應當一并做出終身監禁的決定,不能等到死緩執行期間屆滿再視情而定,以此強調終身監禁一旦決定,不受執行期間服刑表現的影響[2]。這樣,被法院決定適用終身監禁的特重大貪污受賄犯罪死緩犯,即使其在死緩考驗期內有重大立功的表現,也不得再予以減刑而避免適用終身監禁制度。第二種觀點是以張明楷教授為代表的肯定說,其認為《刑法》第383條第4款所規定的死緩犯終身監禁制度的實際執行起點,應為死緩考驗期滿后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執行之際,也即只有進入執行“無期徒刑”后,終身監禁的相關決定才能產生實際效果。[2]如果貪污受賄犯罪分子在死緩執行期間有重大立功表現,由于出現“重大立功”的法定事由而導致行為人在死緩期滿被減為25年有期徒刑,適用終身監禁制度的“無期徒刑的裁定”的法定條件并未出現,那么執行終身監禁的法律依據將不復存在。并主張對于被判定終身監禁的特重大貪污受賄犯罪死緩犯,如果其在死緩考驗期內有重大立功的表現,可以適用減刑的規定進而避免終身監禁制度的實際適用。
  • 研討與主張
對此,筆者認為,對于被判處終身監禁的特重大貪污受賄犯罪死緩犯,在死緩考驗期內不能適用“重大立功”的規定而予以減刑,理由如下:
  • 終身監禁不是在死緩考驗期滿后,而是在判處死緩當時作出的。如果說貪賄罪犯在考驗期內因有“重大立功”表現,而允許再減為25年有期徒刑,立法就應當明確是否適用終身監禁要在考驗期滿后視罪犯表現再作出決定,且需規定相應的法律后果,立法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
  • 終身監禁是一種死刑替代措施,適用的對象是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罪犯,而不是應當判處死緩的罪犯。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罪犯,只有在執行前有“重大立功”才會出現改判的問題,不可能存在執行后還有“重大立功”的問題。以此推論,法院作出的終身監禁決定生效執行后,也不應有再改判的問題。
  • 終身監禁是黨的十八大后中央作出的反腐敗重大決策之一。如果允許被判處終身監禁的死緩犯在考驗期內因“重大立功”減刑,勢必影響反腐敗力度和廣大民眾對中央加大反腐敗決策的期待。所以,從立法本意來看,對判處終身監禁的貪賄罪犯,即便在死緩執行期間有“重大立功”表現,也不能減為25年有期徒刑。在最高人民法院舉行的“兩高”2016年4月18日頒布《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兩高《解釋》”)的新聞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裴顯鼎庭長明確指出: “根據《刑法修正案(九)》的規定,終身監禁不適用刑法總則關于死緩二年緩期執行期間有重大立功表現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規定,也不適用于二年緩期執行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再減為有期徒刑的規定,即不受死緩二年緩期執行期間及執行期間屆滿減為無期徒刑后服刑表現的影響而減為有期徒刑。”[3]同日,最高人民法院沈德詠常務副院長在電視電話會議上強調,貪污受賄犯罪判處終身監禁的,不受總則條文的制約,就是說死緩期間即使有重大立功,也不能減為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苗有水副庭長認為,“沈院長的講話是合乎立法本意的,由于刑法修正案(九)明確規定‘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因此即使死緩二年期間有重大立功表現,也不得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4]可見,被判處終身監禁的貪賄罪犯,在死緩考驗期內不能減刑的觀點更符合立法原意。
二、被判終身監禁的貪賄罪犯,在無期徒刑執行期間減刑問題之爭

  在討論了被判終身監禁的貪賄罪犯在死緩考驗期內是否可以減刑的問題后。還有論者提出,刑法典中“重大立功”的規定可以適用于判處終身監禁的死緩犯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的期間的觀點。對此,學界又有幾種不同看法。

  (一)學界爭議

  首先,持肯定說的黃京平教授認為被判終身監禁的貪賄罪犯,在無期徒刑執行期間是可以減刑的,并指出: “在‘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因重大立功而減為有期徒刑的,同樣不再具有執行終身監禁的法定依據。”最基本的理由是,“《刑法》第383條第4款關于裁量和執行終身監禁的規定,并不是刑法第78條規定的例外規定。也就是說,依據《刑法》第383條第4款規定適用終身監禁,必須以符合刑法第78條關于減刑適用條件和限度的基本規定為前提。依據《刑法》第78條的規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減為無期徒刑的執行期間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為有期徒刑。”于是,“死刑緩期執行直接減為有期徒刑,使得裁判宣告的終身監禁不具有開始執行的法律基礎; 死刑緩期執行減為無期徒刑后間接減為有期徒刑,使得已經開始執行的終身監禁失去繼續執行的法律基礎。”

  [5]持否定說的歐陽本褀教授則反駁道:“首先,修正后的《刑法》第383條第4款規定‘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就是對第78條減刑制度的排除,是第78條的例外規定。其次,發生在死緩執行期間內的重大立功與發生在死緩減為無期徒刑以后的執行期間內的重大立功,反映犯罪人具有不同的人身危險性; 前者犯罪人被改造的時間短于后者,因此前者犯罪人危險性小于后者。所以,被適用終身監禁的犯罪分子在死緩執行期間有重大立功而被減為有期徒刑的,不再適用終身監禁; 但是,被適用終身監禁的犯罪分子在死緩執行期間沒有重大立功,即使在死緩減為無期徒刑以后,有重大立功表現的,也不能改變終身監禁的適用。”

  [6]而張明楷教授則從限制終身監禁的立場出發,同時顧及《刑法》條文的文理含義,采取折中的立場。其認為必須承認,《刑法》第383條中的“不得減刑”是一個例外規定,問題在于它是針對《刑法》總則哪一條文的例外。眾所周知,總的來說,廣義的減刑包括三種情形: 一是《刑法》第50條第1款規定的對死緩犯人的減刑; 二是《刑法》第 78 條規定的對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罪犯的減刑; 三是附加刑( 如罰金、剝奪政治權利) 的減刑。

  首先,對被判處死緩并宣告終身監禁的罪犯,必須適用《刑法》第50條第1款規定的減刑;否則,要么就意味著被判處死緩并宣告終身監禁的罪犯即使故意犯罪、情節嚴重,也不得執行死刑,要么意味著他們永遠處于死緩考驗期間。這顯然不妥當。所以,《刑法》第383條關于“不得減刑”的規定,不是《刑法》第50條第1款的例外規定。

  其次,《刑法》第383條第4款所規定的“不得減刑”顯然不是附加刑減刑的例外規定。最后,《刑法》第38條第4款的“不得減刑”只能是《刑法》第78條的例外規定。如果否認這一點,就否認了《刑法》第383條第4款的“不得減刑”屬于例外規定。這恐怕不合適。《刑法》第78條規定了可以減刑與應當減刑兩種情形,其認為《刑法》第383條關于“不得減刑”的規定是僅對可以減刑的例外規定。理由如下: 首先,從文理上說,在罪犯符合“應當減刑”條件的情況下,卻又認為或者適用“不得減刑”的規定,有自相矛盾之嫌。通覽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會發現,一般是在“可以……”之后,設置“不得……”的例外規定。[3]所以,僅認定“不得減刑”是《刑法》第78條中的“可以減刑”的例外,也是符合文理的。

  再次,《刑法》第383條規定的是“不得減刑、假釋”,但是,《刑法》第81條僅有“可以假釋”的規定,而無“應當假釋”的規定。《刑法》第81條針對假釋的規定是: “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可以假釋。”《刑法》第78條就減刑所作的規定是: “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有立功表現的,可以減刑。”顯然,二者的適用條件是相同的。或許有人認為,假釋另要求“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然而,這一要求是因為假釋是提前釋放。而且,“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大體上是判斷結論,其判斷資料與減刑相同。由于可以假釋的條件與可以減刑的條件相同,所以,將《刑法》第383條“不得減刑”解釋為《刑法》第78條的“可以減刑”的例外規定,就可以與不得假釋的例外規定相協調。如果認為“不得減刑”也是“應當減刑”的例外規定,就與“不得假釋”僅僅是對“可以假釋”的例外規定不協調。

  再次,難以認為,發生在死緩執行期間內的重大立功與發生在死緩減為無期徒刑以后的執行期間內的重大立功,反映出不同的人身危險性。一方面,不管是死緩執行期間還是減為無期徒刑之后,罪犯都被關押在監獄。不存在前者不容易立功、后者容易立功的問題。另一方面,罪犯在什么時間立功,與其人身危險性大小也沒有直接關系。因為《刑法》第 78 條規定的重大立功表現,不是罪犯想做到就能做到的。例如,罪犯不知道監獄內外的重大犯罪時,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檢舉”; 在監獄沒有人處于危難之中時,罪犯不可能有“舍己救人”的表現; 沒有發生自然災害與重大事故時,罪犯不可能在其中有“有突出表現”。不難看出,能否有重大立功表現,不是取決于時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機遇。

  最后,將“不得減刑”僅作為“可以減刑”的例外規定,可以給罪犯以一個希望、一個未來。根據法國哲學家利科( P.Ricoeur) 的觀點,大多數西方國家廢除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給犯人一個未來。[7]因為不給犯人一個未來,是沒有把犯人當作人的表現。“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允許將人格作為實施自己目的的手段,這是法的本質立場。”[8]犯人也是人,“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應給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嚴的待遇。”絕對的終身刑是一種“終結生活的懲罰”。可是,讓一個犯人“活”著,卻又讓他終身沒有“生活”,讓他沒有活得稍微好一點的希望,讓他終身只能像動物一樣活著,直至死亡,這是對犯人的最嚴重污辱。所以,在《刑法》第383條規定了終身監禁的情況下,我們應當給罪犯一點希望,亦即,只要他有重大立功表現,就可以再次減刑,不必終身服刑。綜上所述,絕對的終身監禁只有一種情形: 被判處死緩并宣告終身監禁的罪犯,在死緩考驗期間沒有實施情節嚴重的故意犯罪,且沒有重大立功表現,在減為無期徒刑之后,一直沒有重大立功表現。

  (二)研討與主張

  針對上述被判終身監禁的貪賄罪犯在無期徒刑執行期間可以減刑的看法,筆者覺得是不妥的。理由如下:

  第一,從法律解釋的角度分析,按照法律用語的通常含義以及文理解釋方法,《刑法》第383條第4款明文規定“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該法律規范是對終身監禁的進一步強調,已經表達得十分清晰明確,排除了刑法典中減刑、假釋制度規定的適用。如果得出在執行無期徒刑時有重大立功表現的也應當減為有期徒刑的結論,無疑就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另外,終身監禁制度是作為死刑立即執行的替代措施而適用,本身就是刑罰寬緩的體現,如果再允許對其無期徒刑執行期間進行減刑,無疑會大大削弱該制度的威懾力,不能體現其較之于一般死緩更為嚴厲的刑罰性質,導致刑罰的適用不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違背了終身監禁制度設立的立法初衷.

  第二,從法律后果上來看,假設服刑期間重大立功之后便應當減刑,其法律后果便與限制減刑并無二致,甚至較其更為輕緩,在沒有相應制度限制的情況下,這一處理結果顯然不合理。《修九》所規定的判處終身監禁的罪犯不得減刑,就是對《刑法》第78條減刑制度的排除,是第78條的例外規定,且是“應當減刑”的例外規定,否則不符合法律解釋的內在邏輯。

  第三, 立法之所以設置終身監禁的立法緣由之一,就是“貪污受賄這類犯罪,有的犯罪分子利用過去擁有的權力、影響、金錢和社會關系,通過減刑、保外就醫等途徑,實際在獄內服刑期較短,嚴重妨礙了司法公正,社會反映強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懲治這類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9]2015 年11月5日在山東省濟南市召開的全國法院重大職務犯罪案件審判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沈德詠常務副院長指出,增設終身監禁“其基本出發點是為了有效解決死刑和自由刑的銜接問題,改變長期以來無期徒刑名不副實、執行不嚴的現象,有利于形成對嚴重腐敗分子的法律震懾作用和保持依法嚴懲腐敗犯罪的高壓態勢。”[10]如果對適用終身監禁的罪犯在服刑期間仍然可以適用減刑,將使終身監禁制度在一定意義上失去存在的價值,影響中央反腐敗決策的貫徹落實,背離民意,違背立法精神。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9月19日發布的《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第15條規定:“對被判處終身監禁的罪犯,在死刑緩期執行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的裁定中,應當明確終身監禁,不得再減刑或者假釋。”這一司法解釋是符合立法原意的,應當嚴格遵守執行。

  三、結語

  綜上所述,從立法目的和效果而言,現階段“重大立功”的規定不能適用于死緩犯死緩考驗期內;從刑法典中有關終身監禁的規定來看,重大立功的規定也不能適用于判處終身監禁的死緩犯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的期間。在我國刑法典中已經正式確立貪污受賄犯罪死緩犯之終身監禁制度的當下,深化關于死緩犯終身監禁制度之理論與實務問題的研究,尤其是重點梳理與探討其中的爭議問題,不僅對刑法理論發展具有顯而易見的學術價值,而且對切實推進我國死緩犯終身監禁制度的司法適用和立法完善更是頗有助益。《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設的特重大貪污受賄犯罪死緩犯終身監禁的制度,是國家立法機關在嚴格控制死刑適用和嚴懲腐敗犯罪的社會情勢下,采取的對于短期內難以在立法上廢止死刑的貪污受賄犯罪限制其死刑司法適用的立法舉措。這一舉措一方面對于促進死刑改革具有重要的促進和示范意義,為我國的死刑立法改革開辟了新的路徑和方向; 另一方面加大了對特重大腐敗犯罪的懲治力力度,體現了我國死刑控制政策與高壓反腐之間的合理平衡,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和法治意義。但是,由于死緩犯終身監禁制度作為一種新制度,其本身也存在相關弊病,因而需要我們在司法實踐中合理審慎加以適用,使其在司法實踐中發揮其法治功效,也使其通過實踐的檢驗得以完善和發展。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只能將死緩犯終身監禁制度作為死刑立即執行的替代措施,而不能降低其適用標準,違背立法原意擴大其適用范圍,否則其負面效應則會得到凸顯。[11]同時,我們需要借由死緩犯終身監禁制度的確立作為突破口,進一步深入推動短時間難以廢止死刑罪名的立法改革,進而為深化死刑改革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車浩.刑法修正案(九)的法教義學反思[J]法學,2015.(10) ;劉憲權.刑事立法應力戒情緒———以刑法修正案(九)為視角[J].法學評論,2016,(1) ; 張翔.刑法體系的合憲性調控———以“李斯特鴻溝”為視角[J].法學研究,2016.(4) .

  [2]黃京平.終身監禁的法律定位與司法適用[J].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4):97-102

  [3]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新聞發布會[EB /OL}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04/id/1841401.shtml.

  [4]苗有水.解讀貪污賄賂司法解釋二十個疑難問題[EB/OL] http://xbxsf.nwupl.cn /Article /xsxw /201606 /23530.html.

  [5]黃京平.終身監禁的法律定位與司法適用 [J].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4):97-102.

  [6]歐陽本褀.論《刑法》第383條之修正 [J].當代法學,2016(1):12-20.

  [7]杜小真.利科北大講演錄[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24 - 25.

  [8]木村龜二.刑法總論[M].增補版.東京:有斐閣,1978:270.

  [9]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解釋與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217-218.

  [10]閆繼勇.全國法院重大職務犯罪案件審判工作會議在濟南召開[N].人民法院報,2015-11-06(01).

  [11]劉霜.終身監禁的立法解讀及理論反思[G].趙秉志,莫洪憲,齊文遠.中國刑法改革與適用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6:861.

  
[1]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原副主任白恩培于2000年至2013年期間,先后利用其擔任青海省委書記、云南省委書記、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在房地產開發、獲取礦權、職務晉升等事項上謀取利益,直接或者通過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467 645 11億元。2016年10月9日,河南省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同時宣布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2]參見“‘兩高’發布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司法解釋”[EB/OL].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9562.html.
  [3]如: 《刑法》第81條、《刑事訴訟法》第254條; 單純的禁止性規定則是另一回事。


責編: 江世炎     審核: 江世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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